文字遊樂場

謝謝疏影, 小樺和偉棠, 真的. 經她/他們呼籲, 一大班專業的文字工作者願意來仗義幫忙, 聽著令人心酸, 掉人眼淚的故事, 為來準來港女士作傳. 正如小樺和疏影所說, 這些訪問是付出很多心力寫成的，它們也呼求讀者更多的耐心及同理心。而情感上互通，並非呼喚廉價的同情；抱擁被社會不合理地排斥的群體，與面目各異的個人一起融合、團結，發聲爭取，介入實際政策的政治經濟面向，才能真正幫助準來港婦女對抗社會上的歧視和排斥。 附上小樺和疏影的編序, 盼望我們能帶來改變.

編者序
這裡發生的，不是故事，而是真實；真實中的她們，不僅是受害者，更是生活的勇士。

本書由十位香港女作者訪問十位準來港女性，作者中除了一位社工外，多從事文字工作或來自文化界，其中有好幾位都是詩歌或小說創作者。本出版計劃由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女協）牽頭，儘管多數作者沒有與社會關懷組織經常合作的經驗，但還是一拍即合，忙碌的作者們情願付出勞動，這大概可理解為，某種姊妹情誼——對陌生的、被排斥的、進入人生另一階段的女子，之姊妹情誼。

訪問篇幅全部介乎四千至一萬字之間，容許（甚至是鼓勵）訪問者以鮮明的立足點去表述被訪者的故事。書寫是情感的互通，而本書的書寫更經常是介入性的書寫。被訪者往往有許多顧慮，不願意以真面目和真姓名示人（因此文中被訪者姓名均為化名）——如果是這樣，訪問者便自己站出來為之言說，給纖細弱小的聲音添力。其次，在文學藝術的角度來看，作者自覺、有意識的立足點，有時反而能令故事更動人和真實，更靠近真相、洞見與人類情感的本質。用文學修辭來說就是，這裡許多的故事，真是讓人落淚的——眼淚有時讓我們看得更清楚。

這些訪問是付出很多心力寫成的，它們也呼求讀者更多的耐心及同理心。書中多位訪問者提到自己是個普通的香港未婚女子，而極力希望接近和了解已婚、背景和教育程度迥異、有極端遭遇的被訪準來港婦女——誠實承認陌生，而熱切關懷。在耐心與同理心的幫助下，我們除了看到政策向度和廣闊群體，還可看到獨特的個人故事，每個女子獨一無二的辛酸、堅忍、活潑、痛苦、愛情、恨意、遺憾、欣喜、不平、力量。性別的私化體驗、文化交流中的碰撞、對於本城的反思視角都在其中自然呈現。而在情感上互通，並非呼喚廉價的同情；抱擁被社會不合理地排斥的群體，與面目各異的個人一起融合、團結，發聲爭取，介入實際政策的政治經濟面向，才能真正幫助準來港婦女對抗社會上的歧視和排斥。

最後，感謝支持這本書的所有人。希望我們的努力能帶來改變。

來源: 香港基督徒學會 思第二十六期 吹笛篇

「我可用甚麼比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說：我們向你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捶胸。」（太十一17）

以心靈和誠實敬拜 馮煒文

「時候將到，人不再在這山上或在耶路撒冷敬拜天父……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天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敬拜。這樣的敬拜是天父所要的。上帝是靈，敬拜祂的人必須以心靈和誠實敬拜。」（約4:21-24）

怎樣才是心靈和誠實敬拜？

我想起總主教Oscar Romero的一次抉擇。

這個中美洲小國El Salvador已經歷了多年的內戰。地主階層聯結了軍隊、政府及外國財團勢力，牢牢地控制了全國，強施軍法統治。廣大農民失去了土地及生計。公民被剝奪了民主自由。於是游擊隊便產生，進行武裝反抗。教會就處在這情況中。

消息傳來。軍隊在一個村落中殺了十多個農民。當局宣佈他們是武裝游擊隊員，其中一個死者是年輕神父。軍方強調，那神父死時還手握著槍械。他是叛軍分子，死有餘辜。

喪禮日子臨近，教會領袖如何取捨？出席或不出席？

有些主教說：「軍隊及大眾媒介沒有理由說謊話。這神父從事恐怖活動，違反教義，破壞牧職法規，是自絕於教會。他與我們無關。」

有另一些主教說：「死者是否參加了武裝革命？或他是與農民共甘苦？我們永遠不能確實知道。但這喪禮已經不再是純粹的宗教儀文。這喪禮已經強烈政治化了。我們若出席，將被認為是贊同叛軍勢力。教會負擔不起這代價。」

日子到了，全村的農民齊集，向被殺戮的同胞致哀。人山人海。軍隊有人拍攝下每一個來觀禮的人。全國媒介都在場。等候著。

Romero總主教伴著一個老婦人出現了。他對眾人說：「這是我們死了的親愛弟兄的母親。我是你們的牧者。我的位置，就是在她旁邊。」

這簡單的舉止，簡單的說話，擁抱了情、理、智慧、信仰。給El Salvador被壓迫的農民帶來無比的安慰及鼓勵。是心靈和誠實的敬拜。

來源: 香港基督徒學會思雙月刊第二十二期 吹笛篇

「我可用甚麼比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說：我們向你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捶胸。」（太十一17）

力量：行動的能耐 馮煒文 香港基督徒學會資深執行幹事


力量（POWER）左右了人類每一個的活動。政治力量，經濟力量，群眾力量，道德力量，成了社會的日常用語

教會很少用上上述的詞句。但這並不表示這些東西與教會無關。基督徒喜歡說的，是聖靈的能力，得力在乎平靜安穩。在靈恩派醫病集會中，好些講者喜歡鼓勵會眾大聲呼喊：耶穌－大能－耶穌－大能。此呼彼應。此上彼下。心中也彷彿感覺到力量的衝擊。

在今日的香港，就個人，就教會，就整個城市，我想我們需要較清楚明白力量這課題。

與其把力量分門別類，讓我們用一個很簡單很基本的定義。力量是行動的能耐（POWER is the ability to act）。

一個身體健康的人是一個有力量的人，因為他可以走路，可以跳舞，可以爬山，可以工作。

有知識有技術便有力量，因為她可以用電腦，可以駕駛汽車，可以運用機器。她的行動範圍及速度可以大大增加。

有錢便有力量，因為他可以使用其他人替他工作，行動的可能便倍增。有槍便有力量，也是同理。

人多就是力量。人多了，行動的規範也就比單獨一個人廣闊了。

所以我們說，力量就是行動的能耐。讓我們深入一點。

一個還在唸書的少年，拿著一千元，有很大的行動能耐。他可以上快餐店。可以看幾套電影。可以去海洋公園。可以買很多不中用的玩意兒。拿著一千元，整個世界好像在他腳下。但就一個有家庭負擔的失業中年人，一千元卻沒有甚麼行動的能耐。唯一的行動，可能就只是選擇交租或交學費。一千元可以為少年帶來不少力量，但對那失業的中年，只是無助的嘆息。

電影院內坐滿了觀眾，有數百人之多。但這些坐在一起的，沒有共同行動的能力。這數百人集會的力量，比不上一個志同道合的五人小組。

從上述的觀察，力量便不在力乎力氣、知識、金錢、人數的絕對多寡；乃是在乎資源可否帶來行動。有行動的人有力量。不能夠有行動的人沒有力量。機構、組織、教會、政黨、政府亦如是。

因此信仰可以使我們有力量，因為信仰可以增加我們行動的能耐。沒有世務纏身的人，比別人容易採取行動。深信上帝會照顧的人，與一個要有外國護照及三百萬元存款才覺得有保障的人比較，自然更有行動的自由。一個只求上帝喜悅的人，自然比一個要向權勢者討歡心的人更有行動的能耐。膽敢說真話的人，比一大堆不敢說真話的人更有力量。

最後，我是不是把力量浪漫化了？我深深知道武力、財力、政權，既有利益組織是很大很大的力量，因為他們可以製造行動。可以動員坦克車，可以顛倒是非黑白。但我也知道，有人能夠走在坦克車面前。有人在以謊話來維護的制度內仍然講真話。這些行動也是力量。並不一定是力量懸殊的交往。

有天, 我也會寫出這樣的文章, 文字簡潔亮麗, 風花雪月, 更見人間有情.

文/龍應台 來源: 明報世紀版(2008.01.18)

從泰寮邊村茴塞，到寮國古城瑯勃拉邦，距離有多遠？地圖上的比例尺告訴你，大約兩百公里。指的是，飛機在空中從一個點到另一個點的直線距離。兩百公里，需要多少時間去跨越？

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我已經坐在瑯勃拉邦古城一個街頭的小咖啡館，街對面是舊時寮國公主的故居，現在是旅店。粉紅的夾竹桃開得滿樹斑爛，落下的花瓣散在長廊 下的紅木地板上。你幾乎可以想像穿著繡花鞋的婢女墊.腳尖悄悄走過長廊的姿態，她攬一攬遮住了眼睛的頭髮。頭髮有茉莉花的淡香。

寮國的天空藍得很深，陽光金黃，一隻黑絲絨色的蝴蝶正從殷紅的九重葛花叢裏飛出，穿過鐵欄杆，一眨眼就飛到了我的咖啡杯旁。如果它必須規規矩矩從大門走，到達我的咖啡杯的距離，可不一樣。

茴塞是泰寮邊境湄公河畔的小村。一條泥土路，三間茅草屋，嬰兒綁在背上的婦女兩腿叉開蹲在地上用木柴生火。一個衣衫襤褸的孩子肩上一根扁擔正挑.兩桶水，一步一拐舉步艱難地走在泥地上；兇悍的火雞正在啄兩隻打敗了卻又逃不走的公雞。茴塞，沒有機場，因此空中的兩百公里只是理論而已。

如果有公路，那麼把空中的兩百公里拿下來，像直繩變絲巾一樣拉長，沿.起伏的山脈貼上，變成千迴百轉的山路，換算下來就是四百公里。四百公里山路，從茴塞到古城，無數的九彎十八拐，需要多少時間去橫過？

這個問題同樣沒有意義，因為，貧窮的寮國山中沒有公路。從茴塞，走湄公河水路是唯一抵達古城的方法。

湄公河這條會呼吸的大地絲帶，總長四千兩百公里。其中一千八百六十五公里穿過山與山之間潤澤了寮國乾涸的土地。從茴塞到瑯勃拉邦的水路，大概是三百公里。這三百公里的水路，需要多少時間去克服？

本地人說，坐船吧。每天只有一班船，趁.天光，一天行駛七八九個小時，天黑了可以在一個河畔山村過一夜，第二天再走七八九個小時，晚上便可以抵達古城。

我們於是上了這樣一條長得像根香蕉的大木船。茴塞沒有碼頭，船老大把一根木條搭在船身和河岸上，我們就背負.行李危危顫顫地走過。村民或赤足或趿塑膠拖鞋，重物馱在肩上，勾僂.上船。雞籠鴨籠米袋雜貨堆上了艙頂，摩托車腳踏車拖上船頭，旅客們擁擠地坐在木板.上。

木板又硬又冷，不耐艱辛時，人們乾脆滑下來歪躺到地板上。沒有窗，所以河風直直撲面終日冷嗆，但是因為沒有窗，所以湄公河三百公里的一草木一岩石、一迴旋一激盪，歷歷在眼前。

沒有人能告訴你，三百公里的湄公河水路需要多少時間，因為，湄公河兩岸有村落，當船老大看見沙灘上有人等船，他就把船靠岸。從很遠的地方望見船的影子，村落裏的孩子們丟開手邊的活或者正在玩的東西，從四面八方狂奔下來。他們狂奔的身子後面掀起一陣黃沙。

孩子們的皮膚曬得很黑，身上如果有蔽體的衣衫，大致都已磨得稀薄，或撕成碎條。比較小的男孩，幾乎都光.身子，依偎在哥哥姊姊的身旁，天真地看.人。每經 過一個村，就有一群孩子狂奔到水湄，睜.黑亮的眼睛，望.船上金髮碧眼的背包客。船上有一個歐洲的孩子，鬈鬈的睫毛，蘋果似的臉頰，在年輕的父母身上愛嬌 地扭來扭去，咯咯笑個不停。講荷蘭語的父母讓孩子穿上寮國的傳統服裝，肥肥手臂上還套.金光閃閃的手環，像個部落的王子。

每經過一個村子，就有一群孩子狂奔過來。他們不伸出手要糖果，只是站在沙上石上，大大的眼睛，深深地看。這裏是寮國，幾近百分之五十的人不識字。這些湄公 河畔的孩子，也沒有學校可去。他們只是每天在大河畔跟.父母種地、打魚，跟伙伴們在沙裏踢球。然後每天經過一次的船，船上有很多外國人，是一天的重大記 事。

這些孩子，距離船裏那打扮得像個寮國王子的歐洲孩子又有多遠？

可不可測量？

從很遠的地方望見船的影子， 村落裏的孩子們丟開手邊的活或者正在玩的東西，從四面八方狂奔下來。他們狂奔的身子後面掀起一陣黃沙。

歐陽達初、黃碩紅﹕有欠公允的綜援廣告 2007年12月21日

【明報專訊】近月政府在公共媒體不斷播放兩則關於綜援的廣告，一則以足球賽中的「插水」比喻詐騙綜援，警告綜援人士勿以身試法；另一套則以排球賽作比喻，受傷離場球員治理後仍不願出賽，從而叮囑綜援人士自力更生。同一時間，樂施會一項關於「公眾／低收入人士對綜援觀感調查」中，發現八成受訪者對綜援認識不足，部分更表示綜援人士不值得幫助。現時全港約有12萬多宗合資格申領綜援的低收入及失業個案，但只有5萬多宗有申請綜援，那近六成合資格者是否因為怕被歧視而對綜援「避之則吉」？政府的廣告與這現象有什麼關係？

廣告背後的假設

這輯廣告主要對有工作能力的「失業人士」作出兩個假設：

1. 綜援金額大幅高於市場工資，令綜援吸引力過大，一些在職者可能會放棄工作，轉而領取綜援；

2. 經濟表現惡劣時，領取失業綜援個案自然上升；經濟復蘇後，失業綜援個案沒有明顯下降，顯示他們有工也不願做，寧長時間領取綜援。

先看第一個假設。現時3人健全失業家庭(兩名成人)的綜援標準金額約是4365元，加上其他津貼(如兒童膳食、交通津貼)，全家每月金額不過8000元；而 4人家庭則約有9000元。以「國際貧窮線」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的計算，3人家庭在07年第3季的貧窮線為9000元，4人則是10,900元。由此可見，綜援金竟低於貧窮線標準達10%至20%，而人數愈多差距就愈大。

再看第2個假設。先看個案數字，03年經濟衰退時失業綜援個案為 50,118宗，06年則下降至37,819宗，跌幅約為25%。從失業綜援人數再看，05/06年度新領(一年內)失業綜援有5144宗，06/07年度進一步減少至3592人。這是否反映並非所有失業人士長時間依賴綜援？當然，現仍有不少失業人士未能脫離綜援，但香港結構性失業問題尚未解決，如失業綜援人士超過七成介乎40至59歲，當中大部分學歷均為初中或以下，雖有再就業服務提供，亦不表示可幫助他們找到一份可養家的工作。

從上可見，實際數字跟前兩個假設甚有落差。

綜援家庭收入比在職家庭高？

全港有約19萬個工資更低於5000元的在職貧窮家庭(樂施會，2007)，這當然較3至4人家庭的綜援金少，所以不少輿論指「領綜援不需工作，收入更勝在職貧窮家庭」，引起不少「捱生捱死」的基層工人不滿。但換個角度來看，是綜援太高還是基層工種人工太低？收入差距擴闊導致愈來愈多人墮入「超低收入」組別，95年最低組別住戶的收入中位數是2952元，到06年跌至2400元；月入低於4000元的住戶佔總住戶總數的百分比，在這10年內由6.7%升至 9.2%，所以真正要問的是為何出現了那麼多「超低薪」工人？為何明明有需要，這群人仍不願領綜援？

筆者要強調「自力更生」本無不妥，但社署的廣告有機會造成「領綜援＝失業＝依賴＝不自力更生」的誤解，這單一邏輯漠視了失業人士面對的就業困境，如職位不足、超低薪、家庭問題等；廣告雖無提及「懶人」，但以極討厭的角色以偏概全地描繪綜援人士，強化了公眾對綜援人士不願工作的錯誤理解，最終甚至令一些有需要的貧窮家庭，因怕被標籤而不敢申請而引致更多家庭慘劇。政府是時候還綜援人士一個公道。

作者歐陽達初是關注綜援檢討聯盟組織幹事、黃碩紅是樂施會香港項目倡議幹事

各位工友及市民

這本詩集雖未及輯錄所有作品,但仍是珍貴的紀錄,

內容除了工友的作品外,還有工友訪問和詩歌評論,

每本定價六十, (所有收益將會繼續撥捐”支援紮鐵工人基金”)，

如果你是工友,請你向彩鳳免費索取(96240117)

如果你是關心事件的市民, 請你致電我們的發行好拍檔;阿德德書檔的馮先生 (94178344)

再一次多謝所有罷工的扎鐵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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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集內彩鳳文章:

眼淚在心裡流出扎鐵佬文字

彩鳳罷工第三十三日：9.9

到了罷工第三十三日，一想起要寫扎鐵佬的文字，眼淚就不停打轉，遲遲未能落筆。

記得第一次(罷工第十日)去到天光道罷工現場，是跟噪音合作社的老b去唱歌為工友打氣。那時候，一個工友都不認識，不知道工友的想法是什麼。我認為工友的想法是最重要的，但那時候，眼見有數百工友在現場，我呆滯了，又有點害羞，也不知道如何開口跟工友聊天……突然見到地上有一些紙張，哦！原來是工友自己寫的文字！我是分不清詩詞的人，因為中學讀書時，那只是考試的部份，滿不在意，但在罷工現場，那卻成為我認識工友的開始。

回家立即將那些文字放上網，想盡量廣傳開去，因為當時並未知道自己在這場運動中可擔當什麼角色，而又怕未認識卻又寫文字去再詮釋他們，因此我覺得直接將他們自己的表達散發開去，是最基本可以/應該做的。之後，每天去到現場，就去四處搜索，偷取放在附近的文字。

那時候，也不清楚別人叫它做「打油詩」，但覺得好過癮，因為對我來說，那是簡單易明又鬼馬的；而且他天天寫，好像每一天知道多一點他在想什麼；另外，他不單寫自己，也寫其他工友，也寫每日的行動，從而也知道這個工潮的部份進展；也從那時候開始認識「扎鐵佬」三個字。

幾天後我認識了四眼明，我說：「嘩！有d寫得好鬼馬呀！」他說：「有時候鬼馬d，等d工友開心下嘛，輕鬆下，無咁緊張！」他微笑中帶點詭。過兩天，他又說：「你覺得我咁寫會唔會過火左d？但係過左咁多日，語氣要重d先比到壓力佢……」再過幾天，我才知道原來那些字是他在場拎咪，唱山歌的內容。他說唱山歌就是他年青時用來「溝女」的技倆喲！每一天，他都會將文字唱出來；又有時大家氣氛緊張時，他為跟工友打氣，會即興「亂唱」(意思是隨想隨唱)。大部份中年以上的扎鐵佬都拍手叫好。

罷工第十五日，我聽到有工友唱：「眼淚在心裡流……眼淚在心裡流……我淨係想唱呢句咋！」

到罷工第三十日，有部份扎鐵佬很煩躁，離遠屌尻佢，叫四眼明不要再唱，他便即時停止了。罷工第三十二日，我問他：「你會唔會唔開心，前日有人叫停你？」他說：「唔緊要！工友燥係好正常，都成32日，佢地唔想我唱我就唔唱喇！我都有去成日同一個個工友傾計，盡量同佢地講要繼續撐落去……」之後，我告訴他：「尼泊爾既朋友好鍾意你唱，佢地係咁舉起手指公讚你，琴日佢地突登叫我去叫你唱，不過我話你比人叫停左，唔知會點，跟住佢地就話咁就唔好叫喇……」

罷工差不多第二十二日才認識洗祥。起初，因為有人張貼了他的詩詞到網絡上，影行者的維怡叫我找找他做個訪問，輾轉了幾天才找到他。他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談判的那天（罷工第二十四日），大家氣氛緊張時，他突然告訴我要寫一些文字給清潔工友，冼祥說：「那天婦女黎支持我地紥鐵佬，我好感動，我知道其中有一d係清潔女工，為左多謝佢地既支持，我寫左首詩送比佢地……唔好成日話扎鐵佬幾勁，人地清潔工友一樣咁重要……為社會……」

罷工三十二日，扎鐵佬又彷彿來跟我說：「真係好難捱，如果唔係，果日談判出黎，都唔會有代表眼濕濕。」

冼祥說自己很低調，不拎咪讀自己的詩詞。談判那天，尼泊爾朋友為在場人打氣唱歌跳舞之後，我朗讀了冼祥的文字，大部份人拍手。我過去向尼泊爾朋友解釋冼祥的文字的意思，他們一群人刻意朝向冼祥的方向，拍爛手掌。那天，工聯會拒絕尼泊爾的代表入談判桌。

過了收集扎鐵佬文字的階段，我認為這本書，必須用力邀請部份扎鐵佬加入：

尼泊爾裔，有香港藉的貝仔（Limbu）說：「我唔係為了自己，是為左我中國人既朋友，我們一起工作，都是朋友嘛。而家少左尼泊爾的朋友出來罷工，但我仍然出黎，我日日朝早六點就來到如心廣場的地盤，同其他人一齊呼籲扎鐵佬罷工。我香港出生，五歲返左尼泊爾，二十幾歲返來做扎鐵，今年36歲，有兩個女，好慘，年紀大返來，唔係好識講廣東話，不過做左扎鐵，都識多左廣東話……」

我見到佢一來就有一個中國人工友同佢招呼，大家請下煙咁。又有個中國人既工友都細細聲同我話：「d尼仔好慘，年青力壯，但人工又比我地低好多……」跟住工友就用廣東話＋手勢同貝仔傾計，貝仔就好努力用廣東話一齊傾，本來我用英文同佢傾計，跟住我都盡量用廣東話一齊傾羅，我同佢講我5歲黎香港，而家30歲，佢羨慕又無奈。

我話大家都好多時忽略了不同種族的朋友的故事和權利，原本打算同貝仔做個訪問，我話佢知，我寫字能力差，所以想拍video……但原來我地兩個都唔習慣用video……

平哥（Thapa）同樣是尼泊爾裔的香港扎鐵佬：「琴日老細打電話比我，叫我返工，我話唔得，攪掂呢度先！要罷工先……！我地d朋友有d唔出黎，我都無辦法迫佢地，有d見到中國人自己都去開工，諗……我地幫佢地出黎都無用喇！今次negotiate到，我地都加唔到既，係得工時方面，如果贏左，我地都有份！……有d要食飯，我地人工仲低d，捱唔得耐，有d因為被歧視唔入得去開會唔開心……」我力邀他寫一些他們的文字，起初他不太願意，後來他拿了一張紙出來給我看，他問：「我怕咁寫，香港人會唔會唔鍾意？」我說那只是直接說出了不應該歧視你們而已。之後，他花了兩天努力（包括找朋友幫忙由尼泊爾文翻譯成英文）寫了一篇「扎鐵佬的遭遇」。

至於27歲既劉啟超，因為年輕的聲音在這工潮中也屬少數，我邀請了他，他立即一晚用心寫了出來，也必須放入這本扎鐵佬的書。扎鐵佬成日都同我講：「而家好少後生入行喇，太辛苦喇，待遇又越來越差，無人肯做。」在錄像的訪問和他自己的文字中，劉啟超又講到要企出黎，部份原因係要撐d中年以上既扎鐵佬：「佢地中年好難轉行，如果係咁減人工，加時間，佢地好慘架。」之前不太認識他，可能因為他是那麼默默地在這樣，從頭到尾。

罷工第三十二日，我又忍不住哭了，被扎鐵佬發現了，扎鐵佬問我什麼事，我說：「已經第三十二日！」扎鐵佬說：「唔好傷心！…其實真係好難捱，我地都係要頂住上咋…」

覺得他們的文字重要，是因為那是人與人溝通的媒介，那是個人在運動中的奮鬥，那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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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鐵工人罷工事件(網頁)

文:蒲錦昌牧師

在香港出版界中，「進一步」（註一）算是很小規模的，但是，她卻有十分明顯的個性與風格，一點不從眾，因而也頗耀眼。她的老總江瓊珠同樣是個很有個性的人物。我認識「進一步」，就是由江瓊珠的《從米蘭到鑽石山－甘仔故事》開始。甘仔即甘浩望，是一位意大利籍的神父，卻幹著許多傳統神父不會做的事情：住艇，為內地來港人士爭取居港權，到內地的窮鄉僻壤教書，絕食示威，甚至坐牢。甘仔跟江瓊珠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生命中的一股熱誠，對信念的一點堅持，這也是「進一步」的個性與風格。

轉眼間，「進一步」有十年的歷史了。為了慶祝十周年，「進一步」一口氣出了十本輕巧的袋裝書，稱「一步十年」系列，不過，內容卻一點都不輕巧。我讀了其中一本，是馬國明的《全面都市化的社會》（註二）。馬國明亦跟江瓊珠一樣，很有個性，獨力經營一間高質素的英文書店曙光圖書公司二十多年，到二零零六年才結束。他是班雅明思想的愛好者，喜歡觀察城市的變化與及思考其蘊含的意義。

在《全面都市化的社會》這本小書中，他認為人類歷史經歷了三個階段：農業社會、工業社會與全面都市化的社會，並且各有嚴重的弊端。農業社會製造了父權主義及性別歧視，工業社會則造成無產階級與環境污染，而全面都市化的社會則製造階級隔離，把窮人驅趕到邊緣。香港正步入全面都市化的社會，其最明顯的象徵是大量新建築的出現，使整個城市變得璀燦輝煌，引人注目。旺角的朗豪坊，窩打老道八號的類豪宅，迪士尼樂園，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中環的填海工程與綠化帶，都是這類建築設計的表表者。當然，除了興建新的地標式建築外，同時也會拆掉舊的，把平凡的、破舊的、貧窮的一面清除掉。可是，貧窮並沒有被消滅，而是被驅趕到天水圍等邊緣性的區域去。整個香港要建立的，是個消閒及享樂的社會。馬國明的看法，超越了個別的事件與爭論，例如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建築物及用途，天星碼頭鐘樓的保存與否，灣仔「喜帖街」的存廢，而能更宏觀的看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和論述。

探討香港城市變遷與文化一向被視為小眾的興趣，根本不會讓務實的香港人多看一眼，但是，馬國明仍然像城市裡一個寂寞的漫遊者，在急促的人群中緩緩前行，若有所思。他究竟是香港的班雅明，或是現代的唐吉訶德呢？

註一：全名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註二：二零零七年六月出版。　　　

每次看見或想些這位農夫朋友賴青松, 都自愧不如, 無用如我的城市人都怕勞動辛苦, 嚮往更好的物質生活, 但這位仁兄卻是不理父母反對, 放下日本國立岡山大學環境法碩士學歷, 帶著一家大小去種田, 還以作農夫為榮. (真COOL!) 說到底, 沒有農夫, 我們早就沒得吃了, 所以, 貼上他新書的序, 以此致敬.


耕讀生活是古代知識份子的尋常歲月，但現代「提筆的」多拿不動鋤頭，而「拿鋤頭的」多提不起筆；雖然田園夢從沒斷絕過，但已很少人敢跳下田、真把種田當志業。既會拿鋤頭又善於提筆的賴青松，顯然是那「很少人」中非常耀眼的一位。

說「非常耀眼」，當然不只因為骨瘦嶙峋的他有種專注而發亮的眼神。

青松是日本國立岡山大學環境法碩士，曾任職於台灣生態研究中心、日本生活俱樂部生活協同組合、台灣共同購買中心（主婦聯盟）。這樣的學經歷，讓父母師長不能不擔憂他選擇種田，是不是「頭殼壞去」？更奇怪的是，人家種田努力提高收成、多賺點錢就好了，他種田要組個「榖東俱樂部」（二○○四），還要講究什麼自然農耕，都不怕養不起妻兒似的。哪知他在二○○五年真的種出自己的「青松米」，榖東俱樂部也俱樂至今，期間各大報紙電視雜誌都跑來專訪，連農委會推出「漂鳥計畫」鼓勵轉業務農，都請他當「代言明星」。

「榖東俱樂部」是青松視為農業「師父」的何金富所設計的，先召募一群人以分購稻米的方式預約契作，並撥一份微薄月薪「聘僱」青松為「田間管理員」。這辦法同時解決了小農在投資和行銷上的難關，也提供渴望吃到「自己的田種出來的米」、又幫助台灣農田以自然方式復耕的有心人，一個創新的參與方式。這種「榖東」制度後來也帶動不少「新農夫」，在台灣各地紛紛響應「起義」。

青松說，回頭看自己上學受教育的十多年，其實並沒學到太多，千篇一律的考試訓練，只讓人遺失了最基本的自信。而何金富這個根本沒唸完大學的「回頭浪子」，居然在把自己「嫁接」回童年最熟悉的鄉野大地後，再次重獲精采新生。這般生命的實例鼓舞他勇敢去走自己一直想走的路。

青松這一路走來「步步用心」的最佳「證據」，除了榖東們堅誠的向心力之外，就是他每月親筆書寫的A3單張黑白影印「榖東報紙」──＜自己種的米＞。每次閱讀青松的手跡，看那嚴謹端莊的一筆一畫（有時外加頑皮的美術字標題和兒童插畫），還有他與四季風雨蟲鳥交手的田邊心情日記，我都深深感動歡喜，為這傳說已被物慾功利奴役的年代，仍有不屈的浪漫和自由的腳印。

青松對農夫有個可愛的定義：「一種需要赤足踩在泥土地上，才感覺回到家的人種。」他提到回歸這種「人種」最初的變化，發生在指尖腳底──那粗厚的老繭死皮，便是他領到的「第一張農夫身分證」；接著是，內心那把尺慢慢放鬆放軟，不再強求限期成事，而專注看著當下有什麼事可做，就從容量力而為，然後坦然接受一切結果。所以，問他種田最困難的挑戰是什麼？他的回答是：「不管土質氣候順不順都保持心平氣和，順天敬人。」

本書主要內容即來自＜自己種的米＞，這裡面不只有青松優美的文采、深刻的自然哲思，和對農耕生活的純粹熱情，更有一群希望故鄉「農文化」復活永續的台灣人老老實實的腳印。

讀過這本書以後，您不一定會跟青松一樣去領「農夫身分證」，但您很可能在不知不覺中發現，自己所吃的每一粒米，忽然有了全新的意義──那可是天、地、人共同創作的作品，既有社會文化與自然環境的折衝抗衡，也有未來生活的預言警示！

（本文為賴青松新書《青松e種田筆記：榖東俱樂部》書序，心靈工坊出版）

台灣蘋果日報 2007-06-20 頭條要聞 XN81

Q：妳父母都是醫師，媽媽還是台大醫學系畢業，得過醫療奉獻獎，不會希望妳也當醫生嗎？
A：他們一開始當然希望我當醫師，或是能做「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社會服務工作。像我媽當年為了出人頭地，拚命念書考上台大醫學系。她今年60歲，仍對醫療工作充滿熱情，會覺得理想要有人繼承。我沒考上她期待的醫學院，她很失望，這幾年我們都還在為這事爭議。特別我忙樂生的事，碩士念6年還沒畢業，她不知道我想做什麼，有點擔憂。


想讓生命有感動

我媽覺得，她那一代過那麼苦，都能有現在的條件，我們應該可以更有成就。尤其我們家有能力供我們出國讀博士，回來找個好位置。但我跟哥都快30歲，仍沒出國打算，她就很焦慮。像我哥從小是物理資優生，大學可選台大醫學系跟台大物理系，他後來選了有興趣的物理系，我媽很遺憾，但她逐漸看到我哥對物理的熱誠，也覺得該讓他做他想做的事。

Q：妳在求學路上找尋想走的路，經過什麼轉折？
A：當你想反抗父母安排，要選擇什麼？其實反抗對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已沒太大意義。只是我們希望找到出路，讓生命有點感動。只是出路在哪？我們很困惑。 像我大學考上台大，念的系在工學院屬第九、第十個志願，大家都沒念到自己想讀的科系，就高不成低不就的在這位置上，等著以後當工程師。系上同學求知欲不強，面對系上考試、作業很多，就應付。大家考試習慣作弊，不以為奇怪；交作業就互相抄，實驗數據也抄，看誰的比較完整、比較好抄。這種養成教育，只是把學生訓練成應付事情的機器，學生不會有理想性，在這種氣氛下很悶。在台大，每個人都很獨立，人跟人關係非常疏離，我剛開始很孤單；但我念到大三，逐漸喜歡這個環境，因為很自由、社團很多，可以闖闖看，要換條路比較有機會。我後來讀城鄉所，希望能為弱勢者做點事，而不是只被訓練成一個有品味的文化精英，為布爾喬亞服務。我加入樂生療養院的古蹟保存運動也是這理由。

對社運充滿鄉愁

Q：參與樂生抗爭的大學生大多家庭環境不錯，大可選安穩路走，為何你們願意花2、3年在這抗爭，還不一定成功？
A：我們在找自己世代的熱情跟出口。20年前台灣政治社會的壓迫很清楚，運動的力量強到能換下壓迫者，那種公共性以及代表的社會進步，我們這一代沒看過，卻對它充滿鄉愁。台灣社會現在是變了，但沒有更好，壓迫只是換個面貌，當我們不滿社會，如何找到一起努力的可能？在樂生，我們看到老人一生都經歷著很強烈的壓迫，但每個人都這麼活躍。像我每次去都有人拿東西給我吃，我開始理解跟我不同的人，對這裡產生強烈熱情，離不開。其實我們抗爭3年，一直都覺得沒什麼希望，只是大家不為政治利益，就傻傻的做到現在。前陣子樂生保留好像有轉機，但都是當時政治條件下的運氣，若社會價值觀沒變，很容易失去。像最近換內閣，樂生又陷入危機。我們不一定會成功，若真改變社會什麼，也很小，改變的就是踏進樂生這群人。我不後悔樂生讓我碩士念6年，因為我希望讀書能有實踐力量。

記者陳玉梅採訪整理

文化是什麼(下)

2005年10月26日08:26

文化需要“政策”？

　 很多文化人聽到“文化政策”這個詞，會像貓一樣弓起背、豎起毛，眼睛發出懷疑的、警戒的藍光：文化，最需要的不就是自由，絕對的自由嗎？“政策”不正是自由的頭號殺手嗎？

　 因此，我們必須先界定一下，在現代的國家或城市裏，究竟文化政策是什麼。

　政府，好比一個巨大的機器，數不清、看不明白的齒輪在各個角落裏轟轟運轉，各司其職，交通的管交通，工程的管工程，教育的管教育。可是文化滲透在生活的所有層面，有如白糖融之于水，同時文化決定一個社會的整體發展方向，有如鐵軌之于火車，文化要啟動勢必要動到機器中所有的齒輪。所以文化政策不過是一套政府機制，以文化發展為目標，將各個“齒輪”所司的大小政策進行整合。透過這一套機制，一個城市或國家的文化願景清楚浮現，而實現這個願景的長程規劃，推動策略，執行方法，得以有系統地分析整理出來。重點在於“整合”，因為，這些規劃、策略和執行方法可能一向都在，但是零星散置在政府機器的大大小小齒輪中，或隱藏遺忘，或毫無橫向聯繫地各行其是，甚至於，可能彼此抵消而沒人知道。

　就工具的層面來說，政府組織結構本身的健全與否就決定了一個城市的發展。工具不對時，猶如橫木入灶，爐火是冷的。譬如說，旅遊觀光是文化產業裏非常重要的一環，但是，以臺北為例，這個城市的觀光是誰在推動？難以置信的，曾是交通局下屬的一個觀光科。交通局的專業人才對運輸系統和工程管理或許精通，但是對觀光事業，以及觀光事業所必備的人文歷史的內涵、環境氣質的營造、國際行銷的技巧，可能完全外行。當觀光這一項文化事業被放在“交通”這個齒輪中運轉時，觀光的人文面和國際性可能消失而簡化為交通運輸的技術操作。（臺北市政府後來認識到這個缺陷，2002年成立了觀光委員會來統籌業務。）

　再譬如說，剛到香港時，我發現這個城市對於古跡和歷史街區的保護意識很弱。地產商業利益像一架巨大推土機，歷史老屋、老街區等著給高樓大廈墊腳。怎麼會這樣？檢查一下香港政府的組織架構，很容易就看出端倪：負責古跡保存的部門，是一個層級極低的機構，它矮縮在民政局下面的康樂文化署的再下麵。這麼低的層級，當然不可能擋得住開發利益的推土機。古跡保護這一個齒輪，只是香港政府大機器裏最不重要的一個小零件，古跡保護的成效如何，用膝蓋也想得出來。

　 就工具的運用而言，齒輪與齒輪之間是絲絲相扣，緊密配合，中間的潤滑作用良好？還是一關死卡一關，彼此互廢武功？

請一隻老鼠吃飯，找誰？

　政府這個機器的特色是官僚本位主義。什麼叫做官僚本位主義？對外，它的思考邏輯是從管理者的角度出發，以管理者的方便為目標。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在很多歐美的城市裏，我們到處都看見街頭藝人在大街、廣場、公園里拉小提琴、唱歌、演木偶戲、畫畫，腳下放著一頂破帽子或罐頭盒，行人高興了就把錢往裏頭丟，城市洋溢著活潑生動的文化藝術氣息。另外一些城市裏卻完全看不見這樣的景象，譬如臺北，為什麼呢？

　因為大街、廣場、公園，所有的公共空間都有“管理條例”，而所有的管理條例都禁止這樣的演出行為。為什麼禁止？因為對於管理者而言， “方便管理”是惟一的邏輯，在這個單一邏輯下，街頭藝人對市場管理處而言，就是違法攤販；對交通警察而言，就是交通阻礙者；對公園處而言，就是破壞公園環境者；對稅捐處而言，用罐頭收錢而不繳稅，就是逃稅者。

　官員害怕彈性，因為彈性會帶來額外工作。官員逃避創意，因為創意會帶來額外風險。去掉彈性和創意，躲開額外的工作和風險，只要管理方便，那還有什麼比“禁止”更簡單的管理方法呢？至於“禁止”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對人民使用公共空間權利的剝奪，對城市氣氛的壓抑，藝術家的損失等等，不是任何一個部門需要考慮的。這，就是官僚本位主義的ABC。

　官僚本位主義在政府機器的內部，以另一種方式呈現：部門與部門之間，壁壘分明，互不相通。一隻濕答答的老鼠誰管？答案是，如果它跑到了大馬路上，是交通局的事；若是在人行道上，是養工處的事；竄到學校裏去了，教育局管；鑽到垃圾堆裏了，環保局管；溜到市場去了，市場處的事。老鼠帶菌？衛生局的事……真要問，你要請一隻老鼠來家裏吃飯，找誰聯繫？沒人管。

　所以，你就明白了為什麼一個城市沒有街頭藝人。養工處管人行道，交通局管大馬路，公園處管公園，教育局管校園，市場處管市場，這些公共空間的管理者，彼此之間並不溝通。如果你要“解放”這一個城市的公共空間，讓藝人、畫家、詩人可以在天空下表演，放一個小罐頭盒收錢，讓過路的人小小駐足，為實現這麼卑微的一點願望，你知道你得做什麼嗎？

　你必須把幾十種“禁止”的管理條例拿來，一條一條去“破解”，就是說，促使這一二十個部門進行修法，把每一個管理條例中卡住表演以及收費行為的每一個環節拿掉，而每一個條例的更動，都非同小可：從諮詢協商、提出草案，到草案通過，公佈實施，中間有無休無止的辯論和協商過程。讓幾十個條例更動就得跟幾十個部門去磨。官僚本位主義是所有政府的通性，在不同國家裏只有程度的差異而沒有本質的不同：每一個部門，只以自己的範圍為終極思考範圍，部門與部門之間協調、對話、合作，在政府的機器裏，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經過三年的磨合，臺北市在2003年通過新的條例，鼓勵街頭藝人的出現。）

　 而如果政府的機器裏根本就沒有“文化”這個齒輪，或者有了以“文化”為名的齒輪，卻又只是個不轉動的裝飾零件，那麼對抗或化解這個官僚本位主義就連起點都沒有。要解放空間嗎？要讓藝術進入城市文化嗎？要修改管理條例嗎？由誰發起？由誰推動？

　僅僅是想要讓城市的空間容許藝術出現，就要費盡力氣，經年功夫，想像一下更為重大的目標吧：怎麼樣讓藝術滲透進入各級學校教育系統？怎麼樣讓美感在公共工程的設計裏占一個地位？怎麼樣讓貧民和弱勢族群也得到文化的權利？怎麼樣保護創作者的著作權、維護藝術工作者的工作權和退休保障？怎麼樣使文化變成外交項目？怎麼樣修改稅制，使文化產業得以與一般商品有不同待遇？甚至於，怎麼樣使員警不踐踏文化，使司法尊重文化，使獄吏理解文化？

　 每一項，都牽涉到部門與部門之間的磨合，每一項，都需要一個巨大的整合力量去進行不同目標的折沖。政府的龐大機器裏，如果沒有一個“文化”的齒輪，而且是一個獨立、強悍的非裝飾作用的“文化”齒輪，文化就註定不可能影響到生活裏各個層面。

實驗室逃走的怪獸

　 沒有文化思維的政府機器可能變成什麼形狀？

　交通思維壟斷，那個齒輪可能致力於整個城市的無限拓寬，拆掉所有狹窄的胡同和老街，拔掉所有擋路的參天大樹，把整個城市變成通衢大道。因為，從交通的邏輯出發，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單純的交通運輸暢通。其他價值，譬如城市的人文肌理，歷史的共同記憶，社區的文化認同，鄰里的小巷情趣等等，對不起，他不懂。21 世紀全世界最怵目驚心的例子，當屬北京。北京的古老胡同從西元兩千年起，以一年六百條的速度被拆除，成百上千棟歷史建築被鏟平，所有的馬路都在拓寬中，沒有任何人能阻擋推土機的急速進度，甚至沒有討論的餘地。交通至上思維，像“酷斯拉”怪物一樣橫掃北京。

　發展思維壟斷，在很多政府機器裏，已經不是一個齒輪，而成了引擎，整個城市成為發電廠，轟轟作響，只不知奔向哪里。1949年，毛澤東站在天安門上眺望北京城，看著老城一片青瓦綿綿、深巷鬱鬱，說，這個城，應該變成工業城！變魔術一樣，一萬四千根煙囪就插進了寧靜美麗的古都。為了 2008年的奧運，以發展為核心思維、單向邏輯的奧運，發展調動了政府機器中所有的輪子，為一個單一目標全速運轉，整個政府機器成為一種單一功能的推土機。文化所賴以生存的價值：歷史情感、共同記憶、公民參與、城市美學，以及文化所賴以綿延的手段：人文的細緻、哲學的深思、文明世界人與人之間不能或缺的婉轉和體貼，全都像隆隆割草機斬斷卷起的草根，塵飛煙滅。

　 當發展淩駕於所有其他價值時，那種力量就像一隻從實驗室中逃走的怪獸，畸形地不斷壯大。可是，很多人會非常不安，因為他們知道，有一天，怪獸可能倒過來吞噬自己的身體，自然的韻律可能反撲，以一種超過怪獸的力道。

　 所以文化政策是什麼？它就是一套整合的機制，以文化為核心思維，以這個思維去檢驗政府這個機器，檢驗它本身的結構是否符合文化的發展所需，檢驗其他的齒輪是否配合文化的發展，檢驗機器運轉的方向是不是一個文化所能認可的方向。

文化可以立國

　 這樣定義下的文化政策，就有兩種必要的作為。一是減，一是加。

　減，是設法去除“弊”，關掉有礙文化發展的齒輪。譬如把所有“禁止”街頭藝人在公共空間表演的規定取消。譬如與交通部門格鬥，讓一株老樹存活下來，少拓寬一條不必要拓寬的路。譬如與工程單位對抗，讓某一棟作家故居保留下來，少蓋一棟酒店大樓。譬如與公園處協商，讓公園多留一點自然的草地，少建一點水泥硬地面。譬如與教育局溝通，減少學生上課時數，讓孩子們到音樂廳、博物館、老城區裏接受一點美學的薰陶、培養一點歷史的情愫。

　加，是設法去興利。英國政府規定彩票收入的28％必須用在文化上，許多博物館就得以生存，年輕創業的藝術家也得到補助。瑞典立法嚴格保障知識產權，作曲家因而能夠專心創作；規定圖書館中每一本書的借出，書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報酬，作家因而能夠有尊嚴地生活。德國政府高額補貼劇院的開支，使得低收入的國民也買得起票、看得起戲，國民的藝術教養因此得以提升。紐約政府通過補貼，讓18歲以下的人可以低價看演出，因而培養了年輕人的藝術修養。倫敦採取博物館參觀免門票措施，欣賞者的數字因而激增。

　在臺北市推出了“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之後，房地產的開發商就不再能輕易地砍除百年老樹。把民間成立基金會的門檻降低之後，推動文化的民間基金會就如雨後春筍一樣倍增。制定了公共藝術的法規之後──譬如說，所有公共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須用在公共藝術上，公共建築就有了藝術的品位，公共空間不再隨意地被難看的東西填滿。設置了新人創作獎金，藝術和文學的創作者就得到了鼓勵。改變稅法容許企業對文化的捐贈抵稅，企業對文化的捐贈馬上增加，美術館、博物館就多了起來。

　近年來，以文化政策為手段促進國力最戲劇化的例子，當然是韓國。受到1997年的經濟衝擊，韓國從1998年起提出“文化立國”的施政戰略，把文化產業列為發展國家經濟的龍頭產業。1997年制定了《創新企業培育特別法》，針對數位內容產業予以激勵。接下來出爐了《文化產業發展五年計劃》、《文化產業前景二十一》、《文化產業發展推進計畫》、《文化產業促進法》等等；又成立了文化產業振興院、文化產業局、文化產業基金……在短短幾年內，韓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五大文化產業大國。

　 所以，文化需不需要政策？要回答這個問題，好多鏡頭閃過腦海。

　我記得，坐在議會閉門的預算審查會議裏，反對黨提出要刪除我所列出的“臺北國際詩歌節”的預算。我先解釋臺北市為什麼需要這樣一個詩歌節來深耕文學。面對全球，看見反對黨的代表面無表情，不為所動。唇舌都焦了。最後，我說：“你們要刪這筆預算，得準備踩著我的屍體過去。”議員立即暴跳如雷。

　 我記得，為了通過《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來保護臺北城內的樹木，我如何訓練公務員去低聲下氣地和府內每一個工程單位協調，如何派出我的“美女部隊”──文化局的女性官員，去議會進行地毯式的遊說。

　 我記得，為了保住一片即將被拆除的老舊社區，用歷史記憶和人文價值的觀點試圖去和工程單位的首長溝通。我記得，在一切努力都被推翻的時候，我如何與長官翻臉。

　我記得，在市長親自主持的閉門會議上，我曾經如何與警察局長觀點對立，認為員警荷槍實彈逮捕在酒吧裏跳舞的青少年並且容許電視攝影機隨行隨拍，是違反人權的野蠻政府作為。我記得，在私下和公開的場合，我和勞工局長是如何大聲反對市長的消除娼妓政策。“我不會留在一個道德保守的、只為中產階級價值服務的政府裏頭做官。”我對市長說。

政府只是泥土

　怎麼可能不需要文化政策呢？如果沒有，政府那個不能被我們信任的大機器裏，就缺了為文化把關、為文化發聲、堅持文化價值的齒輪。當文化願景和政策被白紙黑字寫進了政府的施政綱領的時候，當文化政策的執行會在選舉中被選民和媒體拿出來用放大鏡檢驗的時候，當文化部在政府組織裏有一定地位的時候，文化所需要的 “地盤”──包括它的預算，它的獨立的性格，它的不容侵犯的自由，才開始有了保障。

　在獨裁體制裏，任何政策可能都是假的，只有獨裁者的個人意志是真的。但是，我們在談的是文明社會，或者說，我們在談的是任何一個嚮往文明的社會。在嚮往文明的社會裏，文化政策應該是文明的捍衛者，文明指標的建立者。當國家領袖指著古城下令它變成工業中心的時候，他的文化部長應該大聲說，對不起，根據本城《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規定，它不可以成為工業城。當交通部長主張城牆要拆的時候，文化部長可能全力抵制。當安全部門以國家安全為由要禁某一本書或者員警單位以保護“善良風俗”為名要取締一場展覽或者一個市長要把歷史街區交給地產商開發的時候，文化部長可以把厚厚的文化法規拿在手上，說，不可以。

　 他可以隨時拍案而起，擲下帽子辭職。

　 文化政策重要，是因為它不只要求政府在文化的領域裏必須做些什麼，它更規範了在文化的領域裏政府不可以做什麼。如果沒有政策，沒有法制，那麼自由、文化所呼吸的自由，是沒有保障的。

　文化政策，就是一個機制把種種彼此矛盾甚至彼此抵消的力道爬梳清楚，對照願景和目標，畫出一條清晰可循的路來。在一個開放社會裏，它不是從上而下的監督、管理，更不是權力的干預、操縱或控制，而是一套機制，有效地透過整合來創造文化發展的最佳條件與環境，也就是說，文化政策的目的在創造文化發展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它絕對不是，而且不可以是，一套“最高指導原則”，它只是一畦豐潤的有機土壤，讓人民的創意和想像力能夠在土壤上著床，發芽，綻開自由的萬種新苗。

　 政府永遠不能忘記自己是泥土，只是讓人踩的泥土，民間才是花朵。土是為了花而存在，本末不可倒置。

誰的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是一套聰明的辦法去實踐一個社會的文化願景，但是，文化願景怎麼來？你說古跡保存重要，我說開發至上。你說少數族群、低收入人民的文化權必須受到重視，我說中產階級大多數人的利益第一。你說國際水準的歌劇應該大量引入，我說本土的式微傳統藝術才是我們最該花錢的地方。你說前衛藝術值得支持，我說前衛藝術是騙人的，小學藝術教育才是重點。

　 談願景，窮人還是富人的願景？既得利益者還是邊緣者的願景？統治者還是反抗者的願景？都會精英還是農村草根的願景？這些願景可能南轅北轍，毫無交集。誰說了算數？總統？文化部長？學術精英？還是公民投票？

　 文化政策的體現，在於資源的分配。受到重視的專案，就會得到資源，迅速發展。那長期得不到資源的，可能就慢慢萎縮，凋零。問文化願景，其實就是在問，資源放在哪里。一塊餅，怎麼分，有什麼原則可以依循？

　願景怎麼界定牽涉到三個層面。首先需要科學的調查研究。任何一個文化政策的制定，首先要做一項“看不見的工程”，就是做基礎調查：文學、視覺藝術、影音藝術、表演藝術等等不同的領域裏，有多少創作人口、多少欣賞人口；軟體與硬體，供與求的關係如何。在文化產業方面，出版、電影、流行音樂、廣告設計、畫廊、電腦遊戲、觀光旅遊等等，產值的曲線如何，發展的趨勢如何。市民的文化消費行為是什麼：多少人一個月看幾場戲、買幾本書、聽幾次音樂會；什麼形態的音樂會有多少人在欣賞？多少人渴望看《歌劇魅影》音樂劇，多少人期待看《梁山伯與祝英台》？多少文化設施照顧到兒童的需要，多少又服務了社區中的高齡人口？

　這些基礎調查做過之後，社會的文化體質才會像X光下的骨胳一樣清楚呈現：資源得到太多的是些什麼，長久受到漠視的是些什麼，最有潛力發展的又是些什麼。歷史學家黃仁宇曾經用缺乏數字管理的能力來解釋中國在明朝以後落後於西方的原因。數字管理在文化的領域裏和任何其他領域裏一樣關鍵。沒有科學的基礎調查，所謂願景的制定猶如瞎子摸象，可能離社會的真實需要非常遙遠。我在大陸的很多城市看到巨大宏偉的博物館──那是人民的文化願景嗎？博物館巨大而空曠，裏頭的文物少得可憐，裏頭的訪客更少得淒涼。博物館之巨大宏偉，與城市人口不成比例，與當地居民的教育水準和消費能力，更不成比例。誰，用了人民的錢，去建了那樣偉大而荒唐的文化設施？在決定興建之前，他做過多少科學的調查、資料的整理？

　第二個層面是，專家的意見必須滲透界定願景、資源分配的決策過程。城市的規劃，歷史建築的保存，文化產業的發展，藝術教育的落實，創作者的培育與獎勵，表演團體的扶植，藝文補助機制的建立等等，沒有一件不是高度複雜的專業學問。文化決策者必須讓學者專家的知識進入到行政體系內部來，作為決策的基礎。

　 瑞典斯德哥爾摩市的人口只有100 萬，卻有八個專業級的兒童劇場，代表該城對兒童美育極為重視。英國倫敦花很大筆的預算重點補助25歲以下的創作者，美國紐約強力補助青少年買票看戲聽音樂，韓國漢城則選擇補助電子遊戲的研究發展。為什麼？每一個城市都在設法維持自己人民的創意水準，因為人民的創意水準就是國力的依據。而如何看准自己的優勢和弱點，如何發揮優勢，專家的知識研判不可或缺。在臺北市文化局的三年半中，我大概親自主持過上千次的諮詢會議，還不算下屬各層級官員各自召開的顧問會議。因此當一項政策推出時，它其實幕後經過幾十次的專家咨商，有些重大法案，還經過上百次的聆聽。因此每一項決策其實都已經融入了各個領域的專業知識和意見，推出時就已經是一個共識的產物。願景，就通過這不斷的磨合、不斷的溝通而產生。

　我也目睹某些城市組成無數的專家委員會，然而委員會真正的功能，只是政府的橡皮圖章，為官員背書。在這些城市裏，文化願景往往只是技術官僚閉門造車自以為是的想像圖。民間的專家學者空自擁有知識，但知識對政府決策不發生一點影響。知識界和政府之間因為沒有深度的溝通、辯論和對話，社會也是割裂的，共識不容易出現。而當官員的想像藍圖是錯誤的時候，他的 “政績”就是人民的災難。

　第三個層面，或許最重要、最基本的一個層面：文化願景的形成，必須來自人民的社會和政治參與。只有參與，可以凝聚社區意識，可以產生文化認同，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21世紀初此刻的香港。150年來，香港都是一個過渡的地方，人們來這裏打拼、掙錢，但是既不付出真情，也不投入承擔。歡樂和悲傷，婚禮和祖墳，系在東方的原鄉。兒女的未來，託付給西方的異鄉。香港，是路過，不是承擔的地方。

　一次示威遊行，赫然50萬人上街。走在街上的人們雖然互不相識，也不需要交談，但是頓時間發現了彼此對這個社會的期待和責任，也意外地發現了一直隱晦不明的集體焦慮和渴望。西九龍計畫引發社會的反彈和爭吵，表面上看起來鬧哄哄，事實上，爭吵史無前例地團結了文化界，而在不斷地爭吵和辯論中，香港的未來輪廓卻一點一滴地變得清晰，人們在爭吵的過程裏加深了對自己的認識，也更明確地看見了共同的“願景”。

　 這樣的共同願景，就是文化政策的基礎。

　 盲目建設，不如沒有建設

　 如果有一套文化政策，但是它既沒有任何科學的調查研究作為基礎，又沒有廣泛而深入的專家知識滲透決策，更缺少人民的參與和社會共識，會怎麼樣？

　 倒抽一口冷氣，我只能說，那就等候災難降臨吧。

　我們擔心政府對文化無知或者完全漠視，但是另一個極端──政府很可能對文化有一種錯誤的認知而集權集錢用力地去做所謂“文化建設”，後果同樣可怕。如果沒有科學、知識、共識作為文化政策的三個基礎，文化建設很可能是一場打著文化旗幟而進行文化戕害的大破壞。地方政府的首長很可能大興土木，用納稅人的辛苦錢建起華麗的音樂廳，而事實上根本沒有足夠的欣賞人口，他也沒有計劃去培養欣賞人口。工程風光剪綵，首長升官走人，音樂廳就開始長草，養蚊子。

　 一個100萬人口的城市，可能出現一座適合1000萬人口的超級巨大美術館，開館之後，像皇陵一樣空蕩安靜，既無能力購買藏品，也無能力管理經營。既不懂得如何吸引遊客，更沒概念怎麼提升市民的美學素養。雨水，漸漸滲進來，牆壁開始發黴。

　 一個歷史古鎮，可能由旅遊局主導，大事開發，填土、造景、設纜車、建旅館、砌橋鋪路開餐廳，而文化的質感和歷史的內涵徹底犧牲，一直到古跡古鎮完全“死亡”為止。殺雞取卵的方式，文化成為無知無識的官員的祭品。

　 以推動觀光文化為藉口，興建一個又一個國際機場，而當地可能沒有任何文化資源吸引觀光客。機場建好了，就變成最好的放風箏的廣場。雜草很快地佔據了機坪。

　政府更可能以國家形象為口號，爭取國際知名建築師來設計各式各樣的地標建築，或者利誘國際美術館來本地開美術館連鎖店，看起來轟轟烈烈。但是，建築師競相獻技，張牙舞爪盡情表達個人性格，他的建築如何尊重本地人的歷史情感？如何與這個城市的人文肌理和諧共處？抱歉，那不是他考慮的問題。高價的建築，華麗的美術館，都是看得見的政績，但是你問那主事者：你究竟如何讓建築美學在本土生根，如何深化藝術教育，如何培養出將來的本國的藝術大師？計畫拿出來！

不知道。沒人談。

　體育館、音樂廳、大劇院、美術館這些看得見的工程，近十年來成為亞洲城市彼此競爭的項目。上海的世博規劃、北京的奧運計畫、香港的西九龍正在進行；新加坡完成了濱海藝術中心緊接著籌畫美術館；臺灣在規劃流行音樂中心。有建築魅力的大型文化設施成為21世紀城市認為最能為自己的身份贏得地位的投資，而西方的藝術掮客，譬如古根海姆，就來到亞洲到處兜售自己的連鎖店招牌。

　可是，建一棟藝術中心和建一座汙水處理廠或是一個百貨大樓畢竟是不一樣的。任何一件文化工程的背面都牽動著一個城市靈魂深處的東西 ———它的歷史情感、文化認同，以及人民對未來的共同夢想，願景。任何國際知名、高價高貴的硬體建築也無法取代靜水流深的人才培育和國民美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當我們把資源全付給了表面的誇張，我們還剩下什麼給那深層的，真實的，民族所真正需要的文化建設呢？

　 文化建設當作升官成本，文化設施看作水泥施作，人的情感，就埋在那水泥之下了。沒錯，盲目建設，不如沒有建設。

未被“奴役過”的文化

　在韓國文化產品堂堂進入全球市場，一片紅火的時候，我發現解釋文化政策的必要性不再那麼困難──你看，他們是因為有了配套的文化產業政策，才會那麼成功。很可能，其他政府會急起直追：各行各色的文化獎勵條例和產業扶植計畫會出籠。文化，被理解為“產業”，也馬上要被當作“產品”來被政府“刺激生產”，做 “國際行銷”。文化產業可能比大樓大廈的單純硬體要進步一點，但是，把文化簡化為“產業”和“產品”，理解為“商品”──它的前途又如何呢？

　很少人會注意到，韓國眼前的成功，並不是因為他們制定了多少條的文化產業條例，而是另一個更關鍵的東西。韓國旅遊發展局的局長在接受《亞洲週刊》訪問的時候，這樣解釋韓國現象：“文化產業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按照人們認定的政策方向去發展。韓國依靠人的智慧、創意和努力，在文化內容上增加新的因素。上世紀 60年代韓國實現民主化的同時，也實現了工業化之後的文化產業化。民主化排除了對創作題材的制約，讓文化人放手去寫作、拍攝，產業化也確保了文化資本和人力，這樣韓國的文化產業才能闊步發展。”

　這是一個有頭腦的文化官員。韓國文化產業的成功的第一個因素，不是文化政策的技術操作，不是“產業化”，而是“民主化”。因為民主，因為政治的鬆綁，人民的創意得以抒發釋放，想像力不再有禁區和警戒圍籬，文化內容上不斷出現新意，因此才有文化產業可言。換句話說，沒有民主化的前提，沒有人民的創意，任何偉大的產業計畫，任何精明的行銷操作，也救不了的。

　中國著名演員張國立要求限制韓劇在中國的播放，理由是，“中國在歷史上曾被入侵過，但文化上卻從未被奴役過，如果我們的電視臺、我們的媒體，整天只知道播放韓劇，這跟漢奸有什麼區別？”他的焦急可以理解，這種為自己文化受到威脅而發的焦急，法國人特別強；但是，問題的癥結，可能不在韓劇吧。

　 我們的文化“從未被奴役過”？是嗎？那麼，沒被“奴役過”的文化，就拿出13億人的創意來和別人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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